在上个世纪，山西临汾襄汾县的陶寺村发现了一个重要的考古遗址——“陶寺遗址”。根据考古学家的研究，陶寺遗址从空间、时间以及出土文物来看，应该就是古代“尧都平阳”的所在地。
古籍中记载，尧将王位禅让给了舜，这一政权交接是非常平稳的。那么，尧将王位禅让给舜，意味着两人之间距离不远，甚至可能是同处一地。北魏的学者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引用了汉代学者应劭的观点，认为“平阳即是尧舜并都之地”，也就是说，舜的都城可能也在陶寺遗址附近。
然而，陶寺遗址显然是尧族的根基所在，舜若要进入陶寺，势必会损害尧族的利益。那么，尧族的其他成员、特别是尧的儿子丹朱，又如何接受这个安排呢？现代科学的研究结果提供了一个新的线索，认为舜的都城并非陶寺遗址，而是距离陶寺遗址不远的周家庄遗址。此外，根据《清华简·保训》的记载，舜之都应当位于周家庄，陶寺遗址则由尧的儿子丹朱继承。这也解释了为何古书中有“舜求地中”以及“尧禅位于舜”的说法。
展开剩余78%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学家在晋南地区陆续发现了约500座龙山文化遗址，其中最为显著的两个遗址便是临汾襄汾的陶寺遗址和运城绛县的周家庄遗址。周家庄遗址的规模达到500万平方米，比陶寺遗址还要大，它起源于仰韶文化晚期，但以龙山文化为主。
在公元前4300年到大禹时期，中原地区最强的两个势力就是尧和舜。因此，尧将王位禅让给舜，这一交接实际上意味着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两者距离过远，几乎不可能发生如此平稳的政权交接。儒家经典中记载舜出身贫寒，但在“王侯将相，真有种”的时代背景下，舜显然不可能凭借贫寒的背景一跃成为帝王。由此可见，舜应当是一个强大部族的首领。而既然陶寺代表的是帝尧和尧的儿子丹朱，那么周家庄遗址则可能代表的是帝舜的都城。
周家庄遗址在龙山文化时期（大约公元前4300年后）迅速发展，位于运城盆地，距离陶寺遗址仅40公里。因此，陶寺遗址和周家庄遗址应当处于同一时空范围。史书记载，帝舜活跃在冀州，春秋时期的河津县（今运城的一个县）还有“冀国”，古书提到“两河之间是冀州”。现代考古研究表明，古冀州的范围实际上位于晋南，正好包括了周家庄和陶寺遗址的地理位置。
此外，古代与舜相关的“虞国”也位于山西运城的夏县和平陆县一带，这一地区距离周家庄遗址也不远。因此，从遗址的规模、时空位置以及“虞”国的地理分布来看，陶寺和周家庄应该分别代表了古书中的尧舜。
更为重要的是，现代科技在研究陶寺遗址、周家庄遗址以及濮阳西水坡遗址时发现了一个特殊的现象，这进一步证明了周家庄遗址就是舜的都城。
《清华简·保训》中记载：“昔舜久作小人，亲耕于鬲茅。恐，救中。”其中，“救中”意味着要找到“地中”之地作为王都。《周礼》中提到，王者应当选择“地中”作为都城，这指的是天地的中心，四季交替、风雨相遇的地方。这个“地中”不仅关乎自然的方位，也关乎政权的合法性。
舜在被称为“小人”时，陶寺遗址曾是政治中心，但“恐，救中”表明陶寺遗址并非“地中”之地。舜接位之后，如何还会继续待在陶寺遗址呢？因此，舜的都城应当不在陶寺。
现代考古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周家庄遗址在地理上的特殊性。根据《周礼》记载，夏至日正午的日影长度五寸被称为“地中”。根据周髀算经的标准，地中长度应为“一尺六寸”。而在陶寺遗址的考古发现中，发现了一种木胎漆绘圭尺，刻度上有一个特别突出的“第11格”，经过研究，发现其折算长度接近1.6尺，这与尧舜时代的“地中”标准相符。
更令人吃惊的是，濮阳西水坡遗址的考古研究发现，这里也具备类似的“地中”特征。西水坡遗址位于北纬35°44′50″，而陶寺和周家庄遗址分别位于北纬35度52分和35.492085度，这三个遗址几乎处于同一纬度，这并非巧合。现代科技的研究表明，古代许多势力都选择了类似的地理位置，并以此为标准来确定“地中”的方位。
综上所述，周家庄遗址的位置和夏至日影的长度，更加符合“地中”标准，因此，周家庄遗址无疑是舜的都城，而陶寺遗址虽然重要，却并非舜的首都。这一发现也使得“尧禅位于舜”的历史背景更加有了可信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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